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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带着家政女工做了一场场有烟火气的戏剧

  到今天为止,我做应用戏剧已经有十年了。这十年里我去过很多城边村和流动人口社区,也跟很多女工打过交道,她们的故事已经变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有时候有人会来问我,?说实话,我们排一出戏或是让女工去演一出戏,她们的生命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觉得类似的这样一些故事,如果被更多的人听到的话,

  到今天为止,我做应用戏剧已经有十年了。这十年里我去过很多城边村和流动人口社区,也跟很多女工打过交道,她们的故事已经变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有时候有人会来问我,你们做这种事能起什么作用?说实话,我们排一出戏或是让女工去演一出戏,她们的生命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觉得类似的这样一些故事,如果被更多的人听到的话,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可能会多一点温暖。

  我是做应用戏剧的。在2009年元旦那天,我有一个朋友带我去了北京皮村的“工友之家”。在那里我看了两出戏,都是工人们的业余剧团自己演出的。

  这两出戏讲的都是打工生活中的各种酸甜苦辣,我看了后觉得特别感动。之后我就找到“工友之家”的吕途,我跟她说,我特别喜欢你们的戏,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愿意跟你们一起做戏。

  过了半年之后,一个叫闫成梅的姑娘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在一个叫“打工妹之家”的机构工作,她们是专门为进城务工的女性提供文化服务和社会支持的。最近她们想给北京的家政女工办一个戏剧工作坊,但是她们找不到老师,于是就问我愿不愿意带这个工作坊,我就答应了。

  然后我就去她们那跟参加工作坊的女工聊天。聊完我发现,我能教给她们的东西和她们想学的东西,其实比较不匹配。因为她们都特别喜欢广场舞。

  我当时就不太明白为什么她们特别爱跳广场舞。后来有个大姐就跟我说,一般在小区里面跳广场舞的都是本地市民,她们这些家政女工有时候会去看一看,但是不太会跟着一起跳,因为跳舞的都是她们的雇主。有的雇主会嫌她们这些外来的打工的素质比较低,这让她们特别不服气。

  有一位大姐就说,我就是要让她们看一看,我们这些做保姆的人也是有文化艺术修养的。

  我是对广场舞真的没有什么兴趣,所以如果她们让我去带广场舞的话,我肯定不会干。

  还有一些大姐特别喜欢唱戏,她们听说我是戏剧学院的都特别高兴,因为她们觉得我可以教她们唱戏。

  这个误解我经常会遇到,我每次跟别人说我是学戏剧的,很多人就跟我说,那您一定唱得特别棒吧。其实我根本不会唱,我就跟大姐说,第一我不会跳广场舞,第二我也不会唱戏,但是我可以教你们点别的,你们可以看看喜不喜欢。

  后来我给她们上了三次课,然后闫成梅来找我说,大姐们对我这个课程意见特别大,让我稍微调整一下。我就问她怎么了?她就说,她们特别不喜欢你教的舞蹈。

  因为我对现代舞很感兴趣,而且我自己学过日本舞踏,我觉得日本舞踏是一种特别棒的身体表现形式,所以在我的工作坊里,我也会借鉴一些日本舞踏的身体训练方法。

  有一位大姐说,“他老是让我们在垫子上滚来滚去的,就跟耍猴一样。”然后我就明白,我跟大姐们的审美和对表演艺术的理解,差异有点太大了。我就跟闫成梅说,要不然我们再试两次,不行的话你们再换个人给她们上课。

  我就想着接下来再上课的话,应该没几个人来了。结果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她们全都来了。我当时觉得特别奇怪,心想,你们不是都不喜欢我的课吗?你们怎么又都来了呢?

  后来我才知道她们都是住家的家政工,每个星期在雇主家里工作六天,好不容易休息一天,大家都不愿意在雇主家待着,但是出来之后其实也没什么地方可去。

  因为现在不管去哪都得花钱,但到“打工妹之家”不用花钱,而且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当家政工的,大家在一起玩也比较放松。我这个课她们虽然不太满意,但是是免费的。

  后来她们开始跟我分享一些她们的经历,然后再把她们讲的故事用戏剧的方法演出来。这个时候她们就开始比较喜欢我的课程了。

  有一天晚上,雇主跟她的老公吵架,这位大姐就好心劝了两句,结果就把雇主激怒了,雇主就骂她多管闲事,把她赶出去了。她当时在北京人生地不熟,哪也不敢去,最后就在那个小区里面待了一宿,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给她们家政公司的人打电话。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故事演出来了,演到家政女工被雇主赶出家门的时候,我就指着舞台上那个演员对她说,你现在上去,把你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你去安慰她。然后这个时候她就上台去安慰十几年前的自己。完了之后我就让她们俩一起跳舞。

  我慢慢地了解到,其实来参加我这个工作坊的这些大姐,她们在家政女工这个群体里面算是比较精英的。因为她们工作能力比较强,收入比较高,然后雇主也比较信任她们,所以她们就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出来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需求。

  但是那些比较弱势的家政女工,可能她们的收入是比较低的,工作时间也不太固定,好不容易休息,可能还得去找个小时工来补贴一下自己的收入。那些大姐就永远不可能去参加什么戏剧工作坊。

  但是即便是这些我觉得比较精英的家政女工,她们分享的故事还是特别让我感到辛酸。

  我们工作坊里面有一位大姐,她的雇主是一户住别墅的有钱人,这个雇主就给她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每次跟雇主说话的时候必须要称呼他们为“老爷”、“太太”。

  有一次她给雇主端洗脚水,雇主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把洗脚水打好了就给男雇主递过去,放好就要走,这时候女雇主就把她给叫住了:站住,怎么回事啊你?她当时就愣了,一下就反应过来,赶紧就转个身,然后跟男雇主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躬说:老爷,您的洗脚水已经准备好了。

  这时候那个女雇主就说,下去吧。她刚一转身,她那女雇主又给她甩了一句话说,“教了多少次了,一点规矩都不懂。”

  后来我就把她们分享的这些故事都做了一个戏,这个“老爷、太太”的段子我也给放进去了。

  但是在这个戏里面演“老爷”的这个演员,是我们工作坊里面最可怜最弱势的一个大姐,她姓蒋。

  蒋姐实际上来工作坊已经很久了,但是她从来不跟我们一起玩。她每次来就一个人坐着,然后你要跟她说话,她也不搭理你。我就问闫成梅说,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闫成梅就跟我说她特别可怜,她以前在家被老公打,后来就离婚了。娘家没有人,所以她就一个人来北京打工,还供着一个女儿,在河南上大专。

  听说她那个雇主脾气比较暴躁,所以一般休息时间她都不敢在雇主家待着,她就来“打工妹之家”。逢年过节的时候,她雇主会出去度假,她就没地方住,然后她就会去“打工妹之家”睡办公室的沙发。

  我就跟闫成梅说,那你就让她跟我们一起玩嘛。闫成梅就说,老师,您别吓着她,你就让她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着就行。

  后来我给她们成立了一个小剧社,叫“地丁花”。地丁花实际上是一种路边随处可见的小野花,这些家政女工就用这个名字来给自己的剧社命名。

  有一次我们被人邀请出去演出,在演出之前有几个演员临时有事都来不了。然后我就跟闫成梅说,要不咱们让蒋姐来演,反正就让她演老爷,就坐在那洗脚,也没台词,她要实在是紧张的话,我让她看报纸,拿一张报纸遮着脸,观众连她长什么样都看不清。闫成梅一想说,那行,我们就跟她说让她一起演出。

  从那次演出之后我就发现,其实蒋姐内心里面是特别希望跟人交流的,但是因为这么多年她周围的人对她都特别不好,所以她就养成了一种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永远都是谨小慎微的习惯。

  但是,一旦她跟周围的人建立起了信任之后,你们会发现她其实是非常活泼的一个人。

  再后来有一次我们被请到北京的朝阳区文化馆,去参加一个非职业戏剧的演出,那次是我们的演员第一次去一个专业的剧场,去做一个非常正式的演出。蒋姐也是跟所有的演员一样,第一次正式地站在台上演出了。我就觉得她在工作坊里锻炼得胆子越来越大了。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工作坊里聊天,我就问她们,你们在工作里面遇到过的最不能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有一位大姐就说她最不能忍的一件事情就是,她雇主每次出门的时候都会把她锁在家里,她跟雇主沟通了好多次,结果雇主还是不给她钥匙,她后来忍不了了就辞工了。

  这位大姐正说着呢,蒋姐就插嘴,她说这有什么呢?我雇主也这样,反正我也不爱出去,我一个人在家里,冰箱有吃的,我就看看电视,吃吃零食,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我们当时就都吓呆了,就问她说,蒋姐,你雇主家住几楼?她说十五楼。然后那个辞工的大姐一下就爆炸了,然后就说“蒋大姐,我跟你说,要是地震了或者着火了,你跑都跑不出去。”

  那天大家就七嘴八舌地数落她,她就有点被我们给说蒙了。然后工作坊结束后,我就跟她说,蒋姐,你还是得跟雇主要把钥匙。但是以她那个性格,我觉得她也不太可能去跟雇主真的去谈这件事。

  那天我去工作坊,就听她们说蒋姐跟雇主谈了之后拿了钥匙。我特别惊讶,然后我就问她,蒋姐,你怎么跟雇主谈的?然后她就给我学了一下当时的情景。

  我看她那个样子,就觉得她特别像在演戏。我就说你还挺厉害的。然后她跟我说,“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心里特别紧张,但是我就想着咱这不都已经去‘9剧场’演出过了吗,跟演出那会儿相比这算个啥。”

  关中那个地方的戏曲文化是很繁荣的。沈姐告诉我们,他们当地的农村逢年过节会搭台唱戏,他们家里面婆媳几个都是要去上台演出的骨干。

  后来她出来打工,离开家的时候她身上带了二十几个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抄满秦腔经典唱段,没事的时候她就翻开她那笔记本唱一唱。后来她听说北京有这么一个戏剧工作坊,然后她就来了。

  结果她来了之后,发现我们干的事跟他们老家的唱戏完全不一样,她又不喜欢话剧什么的,所以她每次就在旁边待着,我们排练完了休息的时候她就掏出一个MP3的播放器,就开始大声地放秦腔。

  我其实一直觉得特别对不起她,因为她休息一天还挺不容易的,大老远地跑来,然后工作坊的内容又不合她的心意。

  后来我就在我们的戏里面专门给她安排了一段表演,让她唱他们陕西的地方戏。沈姐对这件事特别看重,她就让家里的人把过年过节演出的行头寄到北京,然后我们每次去演出的时候她都穿上。

  她在北京做过两份家政,第一份工作照顾的是一个老年痴呆症的患者;后来换了一家,照顾的是一个脑瘫儿童。

  我有一次跟她开玩笑说,沈姐,我们这个剧社是不是还挺耽误你挣钱的?她说,“没事没事,我跟雇主都说好了,我这每个星期必须得出来一天,然后跟大家唱一唱、玩一玩,要不然的话我干活没精神。”

  沈姐当年出来打工之后,第一份工作是在新疆摘棉花,那个工作特别累,一天之后人的腰都快断了。她说她实在累得受不了的时候,就会一个人在地里大声地唱秦腔,她说一唱起来就会觉得自己浑身都特别有劲。

  2014年,我就跟着中戏一起搬到了北京的北五环外,然后有了一群新的合作伙伴,她们是聚集在北京昌平东沙各庄的一群外来女工。

  这个东沙各庄是北京的一个外来人口聚集区,我的一个好朋友齐丽霞在这个社区里面办了一个专门为流动人口服务的草根公益机构——木兰花开社区活动中心。

  木兰的这些女工跟地丁花的家政女工不太一样,地丁花的那些家政女工大多数人婚姻都不是特别好,有的是离婚了,有的是因为遭遇了家暴然后自己跑出来打工了。

  我带过的地丁花的那群家政女工,她们单身的概率大概是百分之六七十,所以她们也不太喜欢说家里的事。

  有一次我组织她们做讨论,让她们说一说自己的老公是什么样的人。结果有一位大姐就说,老师,别谈这个,我们不爱聊这个。她们就更愿意聊一聊工作、雇主之类的。

  但是木兰的这些女工都是跟着老公来北京打工,生了孩子之后就只能回家做家务、带孩子。社区里面又没有什么文化设施、公共设施,所以木兰就变成了大家聚会的空间,没事的时候大家就带着孩子一起来玩,顺便也参加木兰给她们办的这些活动。

  我们在排练的时候,排练室里面会有一堆小孩在跑,有的时候小孩打架,打哭了,妈妈就要去干涉。所以我当时其实特别困扰,因为这没法排戏。

  但是这个工作坊跟她们的生活这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就是她们在工作坊里特别愿意讲自己家里的事,说的最多的就是怀孕和生孩子的经历。

  有一次我不在,齐丽霞给她们主持工作坊,大家一块儿聊天,聊着聊着又说到生育的话题。齐丽霞就问她们,你们这些事跟家里人都说过吗?结果她们所有人都说没有,从来没说过。就连自己的老公、父母,包括孩子长大了,都没说过。因为她们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后来那天晚上齐丽霞给我打电话说,她一定要做一个戏,来讲一讲这些社区妈妈们生儿育女的故事。

  这个工作坊是我主持的,然后来参加的都是一些妈妈,绝大多数都是二十多岁的小媳妇儿,她们在一起就讲各种生孩子的那些私房话,讲得兴高采烈,完全当我不存在似的。

  这个工作坊之后我们就去社区里面采访了29个妈妈。那个经验对我来说非常特别。

  因为一方面,妈妈们会把她们最隐私最私密的经验,毫无保留地跟我们分享,那种完全的信任让我特别地感动;但另外一方面,我又很难设身处地地去感同身受她们的那些经历。

  我花了一年的时间写了三个剧本大纲。后来我想来想去就决定只能讲小玉的故事。因为这个小玉是我最熟悉的一个受访者,我第一次去木兰带工作坊的时候就见到过她。

  其实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对她印象不太好。她大概四十多岁,看着特别年轻,打扮得也很时尚靓丽,脸上还化了浓妆,穿着嫩黄色的毛衣和白色的紧身裤,头上还戴着一个红色的遮阳帽,话也特别多。

  但是后来我看了齐丽霞对她的采访,我再回想我对她的第一印象,我忽然就觉得她那种过分的活泼可能是在掩盖内心的某种东西。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了解这个人的内心世界了。

  我剧本写完了之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小玉17岁时结了婚,先生是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她18岁的时候生了第一个孩子,当时她老公在外面打工,因为家里穷所以就只能自己在家生。给她接生的是一个比她还年轻的未婚男人。

  后来,她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外阴侧裂了,但她没有条件去医院里缝,就只能自己在家养着。所以她说月子里头她根本连裤子都不能穿,去上个厕所都会疼得撕心裂肺的。

  怀孕了之后又因为家里比较困难,就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又舍不得花几十块钱去医院做流产手术,然后就自己想办法。

  她就说她当时就背着一百多斤的袋使劲跑,然后拿推磨的杠拼命地压自己的肚子,想了很多办法,结果孩子都不掉。后来没办法,就只好去医院。

  但因为家里活太多了,就错过了做流产手术的最佳时机,所以后来就只能在孩子四五个月的时候去做引产手术。

  这个引产手术其实挺残忍的,就是大夫先要给她打引产针,然后拿产钳夹到子宫里面把孩子弄碎,再一块一块地掏出来。这都是她真实的经历。

  后来好不容易等她两个孩子长大了,家里的老人也都陆陆续续地去世了,她才跟着她老公来北京打工。

  他们两口子省吃俭用拼命地挣钱,就是为了要让两个儿子成家立业,但是她儿子一直到二十八九岁都找不着对象,现在农村男孩找对象特别难。她就为了这个儿子要成家立业的事情,整个人都已经快要崩溃了。

  我就写着她这个故事,我一边写一边就忽然觉得特别能理解这个人物,她其实每天都是努力地让自己活得特别开心,她那种努力开心,我觉得是为了逃避一种无边无际的绝望,因为她的生活实在是太苦了。

  后来我把这个剧本写好之后,就让齐丽霞给小玉看,小玉她本人看到这个剧本,一看就哭了。她后来跟齐丽霞发微信说,她把剧本看了大概四五遍,每次看都是一边看一边哭,有的时候晚上睡着了都会从睡梦中哭醒。

  我们这个戏里有一个场景,就是小玉她去做引产手术,大夫把孩子从她子宫里取出来之后扔到一个桶里头。这个时候我就安排了一个幻想中的小精灵去安慰小玉,然后从桶里一块块地把孩子的身体捡出来,包在襁褓里头递给小玉,然后小玉就跟她这个没有能够生下来的孩子有了这么一段交流。

  扮演小玉的演员是我们社区里的一位普通妈妈,她跟齐丽霞还有我们剧组的很多演员一样,都有类似的经历——家里条件不太好,所以当年怀了孕之后,孩子就不能生下来。

  所以我们每次排这段戏的时候,都会因为演员流泪或者是哽咽,排练就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然后我就跟她们说,你们不能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演出不是为了感动我们自己,而是为了让观众了解我们这群人都有什么样的遭遇和经历。

  我跟她们排练是一个特别特殊的经历,我从来都不会担心她们不能够进入到角色的内心,也不用担心她们理解不了人物的那些情感体验,她们在台上永远都是掏心掏肺地去付出,全身心地沉浸在角色的那种痛苦和悲伤当中。

  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让她们来演这样的故事,是非常残忍的一件事,因为故事里面的情节都是她们自己真实的遭遇。

  但是她们自己觉得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尤其是齐丽霞。她说这个戏我们一定要把它好好地演出来,因为以前都是女性自己默默地在承受这些事情,其他人很难理解她们的这些遭遇,也没有办法替她们分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故事大声地说出来,让所有人都能够听到。

  木兰实际上是一个草根的公益机构,我们以前做戏都是贫困戏剧,但是在做《生育纪事》的时候,我就跟齐丽霞说,你能不能想办法去搞点钱?我说我想好好地弄点道具,然后再请一个舞台设计师和作曲家来跟咱们合作。

  其实她跟我的想法应该是一样的,我们觉得这个戏的舞台演出的效果一定要充分到位,否则我们真的对不起小玉的这段经历。

  后来这个演出效果我们自己还是挺满意的,排这出戏让我们剧组所有的人,特别是我和我的学生都获得了一种特别大的成就感。

  如果我们不去做这出戏的话,小玉的这些经历可能最后就真的无声无息地全部都淹没在尘埃里了。

  因为我觉得做戏的人,不会有人会对小玉这样一个普通打工女性的一些经历感兴趣。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个新闻,说的是有一个话剧导演改编《雷雨》,把曹禺原著里面和鲁大海有关的情节全删了。这位导演说他这么处理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保留原著的精华,更充分地彰显人性的复杂和冲突。

  我觉得这事特别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公众特别关心“996”和“ICU”,大家忽然发现,现在资本的这种压榨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了;但另一方面我们的艺术家还觉得作品中讲工人的事儿是应该被删除的糟粕。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好多做艺术的人其实真的是特别不食人间烟火,如果做戏剧的人都这么不食人间烟火的话,那我可能还是更愿意跟着我们这些社区妈妈和家政女工一起去做应用戏剧。因为应用戏剧实际上就是要去帮助那些处于弱势地位,或者是遭遇到困境的人,帮他们去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他们能够说出自己的经历。

  到今天为止我做应用戏剧已经有十年了,这十年里我去过很多的城边村和流动人口社区,也跟很多女工打过交道,她们的故事已经变成了我人生的一部分。我在课堂上会跟学生说,我们干这一行实际上就是要用我们的专业技能去帮助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帮助他们去说出自己的故事。

  有时候有人会来问我,你们干这种事情能起什么作用?说实话,我们排一出戏或是让女工去演一出戏,她们的生命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有任何的改变。但是我觉得类似的这样一些故事,如果被更多的人听到的话,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可能会多一点温暖。

  我也特别感谢今天大家来聆听剧场里的女工故事,因为你们的倾听其实就是对女工最大的支持。

  《生育纪事》这出戏今年还会继续在北京演出,如果您到时候正好在北京,或者您对女工们的故事有兴趣,想进一步了解的话,我们特别欢迎您来到剧场跟我们相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